但她不喜歡中國的一些常用語，比方說“犧牲”。
她說，她從不願意用這一個詞。犧牲是什麼？爲誰犧牲？誰是享用犧牲的聖主？現代西方人不犧牲。她更能接受中國的另一些話，比如“道可道非常道”，比如“三個和尚沒水喝”。
於是，我看出法國當年的紅色，在“犧牲”這片透鏡下，呈示出與中國紅色不同的光譜。她像不少法國人一樣，有時談論美國，就像談論鄉下某個突然冒出來的暴發戶，而可口可樂，一般來說簡直是淺薄粗野的贓證~“雖然她如此詆譭友邦後總是禮貌地補償一些對美國的讚詞，但她談論中國的古典哲學、中國的當代作家、中國的寺廟和書法、中國山民的耕耘和圖騰儀式，眼裏總是閃耀着非禮貌亦非職業興趣的由衷欣喜，一次次朗笑之後，抿嘴低下頭去，起身去幹別的什麼，會心笑意仍開放於嘴角良久一一這種側面最能焦聚她的美麗。
有一次，她還願意學做中國菜，切了點辣椒，切了點蒜，在同西紅柿鬥爭的時候差點切了自己的手指，緊張得臉一直紅到耳根。她把這些東西煮成一鍋，非中非西糊糊塗塗，如同比較文化熱中的一些時髦論著。最後我按捺不住，說還是我來做算了。
她的英文也好，幾度在美國當訪問學者。但密佈美國的卡拉〇尺令她好笑，美國人習慣僱傭花工定期上門剪草澆花（這種現象在法國大概也漸漸增多〉，使她不可接受。在她看來，自己動手是一種自尊，一種光榮和樂趣。她和丈夫忙碌家務的時候，你可以感覺到，他們修整着綠茵小院，其實是在清掃着培育尊嚴的精神淨±0
她在中國最感不快的經驗，是作爲洋人處處受到的優寵，比方住特別的賓館，在特別的窗口買車票，得到政府官員特別多的笑臉。這不啻對她的侵凌和侮辱。她情願自己扛大箱也不讓侍者來代勞，情願兩腿痠乏地排隊也不去外賓窗口優先。她說有一次在黃山，她執意要住中國人住的旅店，與普通中國人接觸，結果竟被警察反覆盤査，大概認爲她有敵特之嫌，圖謀竊取有關黃山的情報。
這次，她來武漢參加一個學術會議，又與我見面了。大家同遊長江三峽的路上，東道主安排外賓坐一輛有空調的豪華中巴，內賓則坐普通大巴。安妮沒有表示抗議，剋制着巴黎人喜怒均形於色的脾氣，但說什麼也要鑽到大巴上來，而且很不巧，坐在震動最劇烈的後排座。車一出城，黃塵一浪浪撲人窗內，連中國人也嘖嘖煩言地捂鼻子抹脖子。但她不顧主人一次次規勸，堅持不回到豪華的涼爽和潔淨中去。她在車殼子乒乒乓乓的震耳噪聲中，在塵浪的氣味中，興致勃勃地扯大嗓門，與鄰座的黑髮黃膚者談長江、談法國，甚至耐心地爲某英語愛好者當口語陪練。滿車男女都喜歡上她了。
“這個法國妞兒，除了鼻子高一些，與中國人沒什麼兩樣埃”一個老頭這麼說。
“爲什麼只注意我的鼻子？我的眼睛也同中國人的眼睛不一樣，是不是？”她滋滋喜悅之餘卻有些不解。
船入小三峽，船重水淺，內賓們須上岸爬涉一段，安妮自然拒絕繼續留在船上的優待。我知道，這並非她有行走癖，也不是有意克己矯俗。她是完全不贊成“犧牲”的。她只是把對社會等級的蔑視，對普通人的親近，化作了自己的享樂。她的道與利慾已融爲一體。
道不能止於理智。理智之道是一種自我強制，是一種僞善者的勉強和造作而且常常伴有委屈感以及悲苦神貌，一有不慎，就會在利慾的爆發中灰飛煙滅。而真正的道是滲透骨血的。得道者們不覺得自己應該“做”什麼好事，不以爲自己做過什麼“好事”，他們對每一個人、每一隻鳥、每一棵樹的祥和欣悅的目光，純屬性情的自然。這種人出現在你面前，不用開口也不用行動，他們的眼睛時時向周圍播染着愉悅、友善、充實和生活的自信，使你沐浴着無善無惡的大心之光。人們可以在一大羣人中，毫不困難地把他或她辨認出來。
安妮用這樣的目光，凝視着三峽羣峯，眺望山那邊的山、雲那邊的雲，射向世紀末深不可測的藍色天宇。長江在她腳下，黃湯奔瀉，污濁了一切倒影，也把一切汽笛聲淘洗成嗚咽。她說得對，她的眼睛是天宇的色彩，與中國人不一樣。
這一次，她送給我她女兒朱麗的一張畫，漢文題目是“中國女兒”。
畫中人像朱麗自己，但也像她母親，有一對藍色的眼眸。
199年1月(最初發表於1991年《海南日報》，後收入散文集《海念》。〉母親的看母親性格有點孤僻，不愛與外人交道，從不摻和鄰居們的麻將或氣功。不得已要有對外活動時，比如購物或上醫院，也總是懷有深深的疑懼。她每次住院留醫，必然如坐鍼氈，又哭又賴又鬧地要回家。不管是多麼友善的大夫還是多麼溫和的護士，一律被她當成驢肝肺：“這些人麼，我算是看透了，騙錢！”
她這一性格是不是源於一九六六年，我不知道。那一年，我的父親正是被很多曾經友善溫和的面孔用大字報揭發，最後終於自殺。
母親不願出門，日子免不了有點過得寂寞。幸好現在有了電視，她可以很安全地藏在家裏，通過那一方小小的銀屏偷偷窺視世界。她看電視時常有一些現場即興評議，比如驚歎眼下天氣這麼冷了，電視裏的人竟然還光着大膀子，遭孽啊；或者憤憤地檢舉某個電視劇裏的角色其實是有老婆的，今天又在同別的女人軋姘頭，真是無聊。在這個時候，你要向她解釋清楚電視是怎麼回事，實在是難。
她年輕時是修過西洋畫和當過教師的人，眼下居然就難以理解明明白白的風雪，爲何冷不了電視裏的大膀子；也很難理解上一個電視劇裏的婚姻，爲何不能妨礙演員在這一個電視劇裏另享新歡。
給她推薦一個新的電視劇，她很可能不以爲然地冷眼相向：“新什麼？都看過好幾遍啦。”但她很可能把某個老掉牙的片子看得津津有味，一口咬定那是新品出產。她所有新片中最新的又數《武松》。她承認這個片子以前就有，但堅信現在每一次看的都是新編。她爭辯說，你去看看武松，你看麼，這麼多年了，他都老多了，有皺紋啦。
她這些話當然也沒怎麼錯，而且有點老莊和後現代的味道。尤其影視業一些混子們瞎編亂造的藝什麼術，我有時候細細看去，還真覺得新舊難辨，就不得不佩服母親的高明。
武松算是我母親心目中第一偶像。此外的電視偶像還有毛澤東、費翔、錢其琢等等，拼起來真是麻將牌的十三不搭，不知哪兒跟哪兒。這些偶像當然都是男性，只可能是男性，是一個婦人眼中的蓋世英雄。我覺得她喜愛毛澤東的雄武和費翔的英俊還不難理解，對在任外交部長的瞭解和信賴倒有點出人意外。她一見到錢部長出鏡就要滿心喜悅念出他的名字，見到他會見外賓就有些着急，說這麼多人又來搞他的名堂，他一個人對付好不容易啊，好不容易啊！她突然問我：那個販毛筆的樣的人是誰？是美國的總統吧？我一看他就不像個好東西。今天一個主意，明天又是一個主意，就他的鬼主意多。
我頗有外交風度地說，人家當總統當然得有他的主意麼。
她撇撇嘴，恨恨地哼一聲，沒法對那個“販毛筆的”緩解仇恨。一揪鼻涕上廁所去了，以示退場抗議。好幾次都是這樣。
大約從去年起，她的身體越來越病弱，眼睛裏的白內障也在擴張，靠國外買來的藥維持着越來越昏花的視力。看電視更多地成了一種有名無實的習慣^其實她經常只是在電視機前蜷曲着身子垂着腦袋昏睡。我們勸她上牀去睡。她不。她執拗地不。她要打起精神再看看這個世界，哪怕挺住一個看的姿態。但我知道她已經看不到什麼了，黑暗正在她面前越來越濃重，將要落下人生的大幕。她盡力投出去的目光，正消散在前方荒漠的空白裏。
有一天她說那隻豬在搞什麼鬼？”
其實銀屏裏不是豬，是一塊巧克力。
在這個時候，我感到有些難受。
我默默地坐到她身邊，知道她已經看不清什麼了，也看不清我一她的兒子，一個長得這麼大的兒子。
1995年月(最初發表於1996年《家庭》，後收入散文集《然後》。〉那一夜遙不可及新年第一天，也是我的生日。假日的陽光在海島上潑灑和沉澱。沒有客人也沒有出門的打算，甚至不想打電話。時間在半杯茶水和幾張報紙那邊的窗簾上飄動。爲了一些我不願意忘記的人，我常常願意這樣獨處，把節慶變成一個人的時候’變成一些記憶或想像中的相遇。他曾經提着一個買啤酒用的塑料壺，與我在和平裏的夜空下並肩緩行。他說國事，說他的經歷，說他的女兒。他當時是一個普通編輯，一個沉靜的人，清瘦而且言語間常有遲鈍。我懷疑這種遲鈍來自他多年的校對，還有無數稿箋上的審評，於是口語也成了斷斷續續的審慎和精確。（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