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到這裏，我還想起了彼爾的弟弟，滿嘴鬍鬚的大衛。前不久彼爾寄來信和書，我回了信，竟忘了問候大衛。我不知道大衛現在是否還那樣懼怕和憎惡媽媽所做的燒白瓜，是否還每天縮在亂糟糟的牀上讀小說到深夜，是否還經常去公路上蹬着自行車超越一部部汽車然後發出勝利的開懷大笑。我記得那天夜裏從他姑媽家回來，我與他同車。風很涼，車燈楔破的黑暗又在車後迅疾地癒合。他扶着方向盤再次木訥地談起自己的生活。他不願意進城去，說比他聰明的朋友進城後也沒鬧出什麼名堂。他至今沒有女友，也不願意去跳舞，就愛一個人照相，騎自行車。“沒有什麼不好，我很滿足。”他盯着前面的黑夜深深。
我也忘記問候美麗的伊麗莎白了。-哥哥說她是家裏嬌氣的公主，假期回家一定得睡自己的房自己的牀，說不這樣就不像回了家^家嘛，就是可以使使性子的地方。要是客人佔了她的牀，她就賭氣不回來。當時我聽到這些忍不住笑了，完全感覺不到彼爾的那種不滿，倒覺得撒嬌的權力當然應該屬於她這樣的妹妹，屬於她柔韌的下巴和大眼睛。我們應該祝福她，願她永遠能爲一張牀而賭賭氣什麼的。
明尼蘇達，明尼蘇達散發出泥腥氣的藍色大平原已經沉入地平線的那一邊，在我迷濛的記憶裏漸漸蒸發。幸好，彼爾夫婦說他們今年可能來中國探親，彼爾獲得農學學位以後甚至還可能來中國定居。那麼，他將成爲再一次出現在我面前的明尼蘇達麼？我常對彼爾說：“你坐下。你一’站起來，傻高傻高的，就給我一~種壓抑感。”
他笑着，就坐了下來。
我總是嫉恨他身材的高度。
1986年1月(最初發表於1986年《湖南文學》，後收入散文集《夜行者夢語》0
逢紐約這個美國東海岸的都會有點熟透了的感覺，磚牆和空氣一塊塊滯重發黑，人面和商業廣告擁擠不堪，汽車和行人都技藝純熟地競相搶道，哪怕把優雅已經裝備到牙齒的纖纖淑女也決不心慈腿軟，很少外地人那種謙和禮讓，一腳出去總是捷足先登，更不會對陌生人浪費絲毫微笑、問候乃至點滴目光。
地鐵裏每節車廂都被胡塗亂抹出昏話粗話鬼話一塌糊塗，堪稱紐約“十景”之一。地鐵線像根系一樣鑽入百老匯大街和帝國大廈之下，盤根錯節，於是就長出了地面上的樹幹和樹枝一高樓瘋長的紐約。
這一切已經很難改造。
我到紐約後給梁恆打電話，他是我的老同學，母親又是我現在的近鄰。這次我來美國，老人家託我給兒子捎來布鞋和衣料。
接電話是女人的聲音，不用猜，是梁恆的猶太族妻子，中文名夏竹麗。她說她很高興，知道我可能會來，說梁恆可惜不在家，到機場接金觀濤去了。我同金先生有過交道，讀過他一些文章，想不到他今天也到了紐約。
一個多鐘頭以後，有人叫我去接電話，這次是梁恆打來的。話筒裏迸發出哈哈大笑，先是英語，後是中文，最後乾脆成了倔頭倔腦的土話……講長沙話囉，好久沒講長沙話嗒。你是還不來，我就到中國克（去）嗒。什麼事？談判啊！國家體改委的邀請……”
他的聲音一點也沒變，腔調一點也沒變，好像還發自太平洋的那一邊，發自七年前湖南師範學院的學生宿舍裏。
當時放暑假，他還留在空蕩蕩的學校，埋頭寫什麼電影劇本。有時候遊魂似的夾着一本大書，不知是遊到什麼地方去。或許是寂寞夠了，他終於出現在我們寢室，兩腿一勾上了桌，長長食指朝空中某個位置一指，嘶啞着嗓門說：“……文學嗎？文學在人民那裏！你們寫小說，應該同搬運工交朋友，同乞丐交朋友，同流氓交朋友。別林斯基說……”他從衣袋裏摸出壓得癟癟的火柴盒，捎帶出幾根零散火柴和紛紛菸絲。他引用抄錄於盒上的某段語錄，出自莎士比亞或別林斯基，加強着他令人肅然的人民論。
“我寫作就是這樣，想出一個詞，一句話，就記下來。想不出，我就到河邊去走，到菜地上走來走去。”他宣佈。
我們談小說和社會，談當時諱莫如深的“四五”天安門事件，覺得很投機，立刻惺惺相惜。他興奮得又是捏拳又是咬牙切齒。“痛快，痛快，太痛快了一一煙？”我沒有煙了，他便東轉西望，溜下桌去四下裏“打狗找菸頭他屁股高高撅起，把一米八幾的大個頭殘忍塞入牀下，好容易，頭頂着一朵花花的蛛網，喜不自禁地捕來幾個菸頭，剮去溼津津的煙紙，與我們共享菸絲。他又覺得肚子餓，在牆角咣咚嘩啦翻找半天，才找到半瓦鉢剩飯，把一根筷子一折爲二，也沒菜，就大口吞嚼起來。
幾個鐘頭之前，他還邀請我們到他那間用高低牀隔成迷宮般的寢室，鑽進他那一角，喝進口咖啡，喫海鮮罐頭，洋喫洋喝，使我們頓時覺得中國飯菜實在庸俗。現在，他能貴能賤，俗極則雅，把枯硬的飯粒也嚼得頗有風度。現代青年不就得有這種彆扭嗎？如同公衆要喫要睡的時候，他們偏不喫偏不睡，而公衆不喫不睡的時候，他們就偏偏要喫要睡^這纔是個性解放的別出一格！
他雄踞桌面咚咚彈起了吉他，唱起了歌，既有東歐革命歌曲的風味，也有《美酒咖啡》之類的港臺傷感，歌聲很有感染力。吉他技藝則宜看不宜聽。
臨走時，他拍拍我的肩膀，神祕地說：“告訴你們，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最近已在上海召開。你們千萬不能泄露出去。”
我愣住了。什麼黨？自由黨？民主黨？社民黨？共產黨左派或正統？……那時候中國小民一聽到這些“黨”就嚇得舌頭僵硬。
但他偏偏喜歡把話往狠裏說，往心驚肉跳的地方捅。有一次他缺課好幾天，據說是請病假，據說是去了黑龍江，回校以後向朋友偷偷宣佈：“老子這次本想跑到蘇聯去的，可惜不順手。”
後來才知道這些不過是玩笑，不可當真。
暑假過後，校園裏政治氣氛升溫，他給我們學生會的壁報寫稿，是一篇哲理小說，主旨是爲“四五”運動翻案。這張壁報在湖南省第一次衝破禁令，批判“兩個凡是”，歌頌天安門事件，引起了連續幾日人山人海的圍觀，算是一次不小的政治地震。連公安部門都派了不少人前來拍照和抄錄，瞭解學生的情況。
接下來有北京的什麼社論，政治氣壓驟然下降。據說梁恆對另一位壁報編輯匆匆忠告：“當心，你們改革派要翻車了。”
這位編輯對我說：“你看，改革派變一下就成了‘你們’，第二人稱！”
我也對這第二人稱恨恨了一陣。
其實，人際之間無須這樣敏感，人總是人，即無須高估對方的美德，也無誇大對方的弱點。歲月流逝，最終總是洗亮人們記憶中的一些亮點。有一次梁恆與某同學騎車外出，天熱，同學的毛衣便夾在車座之後。偶然回頭，發現毛衣不見了，便沿路找回去。一直找到天色漸晚，這位同學已失去了信心，說一件毛衣也就算了。梁恆卻不罷休，見路邊可疑的小孩，皆惡狠狠揪住其胸口，拷問毛衣的蹤跡。若這一手不奏效，隨即又綻開笑臉，掏出一元大鈔，想誘出兩個小良民來揭發藏衣的盜賊。他比毛衣的主人更頑強更勇猛更不要臉，最後幾乎把沿街的房門一一敲遍，誤了自己的事，還是沒詐出毛衣的下落。
梁恆沒有對我們談過他的童年和家庭。直到他出國以後，我才從他母親那兒瞭解到一些情況。他父親原是報紙編輯，曾被打成右派，後來離婚，下放，身殘，全家有一段辛酸的日子。父親去勞改時，梁恆還在幼兒園，節假日小朋友被父母領回去了，只有他孤零零留在空曠的幼兒園內，同一位守園的老阿姨一起，度過昏燈下的長夜。他還不知道母親巳經離婚遠走了。讀小學的時候，班上的同學都戴上了紅領巾，只有他因父親的政治問題被排斥在少先隊之外。他哭過，衝着父親吵鬧過，後來想了個辦法，謊稱自己有大籃球，使中隊長羨慕不已，網開一面讓他入隊一一他說他這是第一次學會“開後門”。
梁恆夫婦合著的《革命之子》一書，成了美國最早描述中國“文革”的熱銷讀物。書中談到了他的初戀：女朋友的父母權勢赫赫，看不起狗崽子梁恆，禁止這門婚事，把女兒打得全身青一塊紫一塊。女朋友偷偷溜出家，最後一次去看他。兩人抱頭痛哭了一場。梁恆跪下去，把對方手上膝上的一塊塊傷痕全部吻遍。在那一刻，他知道自己是永遠無法得救的賤民，只能用冰涼的吻，爲自己的卑微爲對方父母的兇狠爲不公平的社會現實，向姑娘贖罪一一這種情節相信讓美國女人哭溼了太多的紙巾。（未完待續）